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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代领导核心在重大历史关头“南巡”的三大历史性收获

(2003-09-17 00:00:00) 来自:


    为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我国三代领导人进行了呕心沥血、不屈不挠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一系列突破前人又有自己智慧结晶、大胆创新又不脱离现实国情的新思想、新理论,并自成体系,极大地指导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划阶段的伟大意义。而其中最突出的是三代领导核心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重大历史关头时他们“南巡”前后的一系列言行及理论成果。<br>     一、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借鉴苏联经验而又可以避免犯错误、少走弯路,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南方调查、听取汇报、多次讨论的基础上,写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标志着我党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br>     1955年底1956年初,毛泽东南下视察,每到一处,都找地方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回京后,又听取了三十四个部委等部门的汇报,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实情,把握现情,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种矛盾,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建设道路。这为他提出和论述“十大关系”问题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初步架构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和所论主题。以《论十大关系》为起点,掀开了我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篇章。“八大文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下称《正处》)就是在以“论十大关系”为良好开端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过程中的丰硕收获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的明证。<br>     1.探索适合自己建设道路的新思维
    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但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党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学习苏联”就成了别无选择的快捷方式和基本思路。但中国国情不同于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而且“苏联模式”也并非都是成功经验。苏东国家出现的重大矛盾,尤其苏共二十大暴露的苏联国内长期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对“学习苏联”的道路进行再思考;我们国内在掀起加快经济建设热潮时,由于对农业生产和其他方面建设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要求过大过急,出现了急噪冒进现象,“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只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部分问题。如何走而且走好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成果集中表现为《论十大关系》,其基本思想就是“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P471)反映中国的客观经济规律。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而且在此思路指导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真知灼见更是独具慧眼,反映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卓越才能和伟大魄力。<br>     2.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收获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由于未能在理论上正确区分矛盾、在实践上妥善处理矛盾所造成的惨痛损失一直使人刻骨铭心。1956年前后,我国领导人多次批评了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并针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问题,摆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以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的基本关系为例,逐条分析后认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2](P288)并提出了处理的原则: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一定要分清敌我”[2](P283)“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2](P280)把其他关系则定位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层面,解决的原则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2](P283)“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2](P278)“十大关系”是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所作的初步区分和甄别处理,《正处》则是在这一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对这一理论的再完善,它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指出的“民主”与“专政”双原则,规定的方针和方法,实质上都是对《论十大关系》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科学认识的再升华。《论十大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的矛盾学说作了新的发展。这对当时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治上民主化、经济上工业化的道路的选择,具有重大指导作用。<br>     3.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开端<br>     怎样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建国前后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看得最重、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他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以《正处》为经典,借鉴苏东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确定我国走一条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并把这个问题作为“十大关系”的首要问题来研究。这是对片面发展重工业的苏东国家所走道路的修正,在理论上是个重大突破。随着形势的发展又适时地作了调整,到60年代初确定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这都是以“论十大关系”为良好开端,集大家之智慧,逐步发展,最终趋于更科学的结果。这对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关系,注意综合平衡,走出一条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正确的思路,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br>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是一篇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文献,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三大改造”经验,巩固“一五”建设成就,以苏为鉴,制定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继续前进的目标和任务,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道路的开端,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论十大关系》以其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厚重的现实针对性为“八大”的召开及其正确决策的作出,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具有划阶段、创未来、铸辉煌的巨大作用。<br>     二、为了总结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吸取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教训,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扫除障碍、开辟道路,90年代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适时地作了“南方谈话”——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宣言书<br>     1992年春,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谈话(即“南方谈话”)。这是我们在经受了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面临能否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路线、政策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为澄清认识,消除疑虑,使人们摆脱不必要的困惑,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宣言,对认清形势、把握航向、开创未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br>     1.澄清认识,摆脱困惑,解放思想的新指针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多年,在经济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使社会生活等方面大为改观。但人们对这一新事物还没完全接受,对一些作法很不理解。其传统逻辑、定势思维正经受着全新观念、活跃思想的冲击之时,国内又相继发生了学生闹事和反革命暴乱,国际上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萎缩,西方国家趁机对我国制裁,人们思想上疑虑重重,引发了对中国这面社会主义大旗能举多久的疑问。在这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斩钉截铁地告诉人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改革姓“社”不姓“资”;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3](P373)“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的精辟见解,英明论断,既回答了长期以来困绕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坚定了人们走改革开放之路的信念,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改革开放指明了大方向,树了纲立了目,为90年代中国经济的大腾飞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br>     2.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永不动摇的坚定信念<br>     “南方谈话”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错误倾向的尖锐批评和一些新的理论观点的鲜明提出,立场坚定地回答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问题,表明了他始终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而且从“南方谈话”的内容本身、据其制定的方针政策的本意,也明确地表明了“南方谈话”姓“社”不姓“资”。这是对本来就没有松动的社会主义大旗根基的再夯实,是对借改革开放之机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的强有力反击。<br>     南方考察时,邓小平反复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3](P379)尤其“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3](P383)这铿锵有力、近乎振臂高呼的宣言,既道明了他的心志,表明了他在88岁高龄之时还去南方视察,发表“南方谈话”,讲出一腔肺腑之言的良苦用心,也毫无保留地向世人表露了他永系社会主义制度、永葆我们事业“万古长青”的情怀,更是对中华儿女应一如既往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的再嘱托。他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100年不变的强调,“三资”企业“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肯定,对一些敏感是非问题的态度,在“左”与右问题上的警示,都是为了提醒党和人民,要抓住机遇,利用各种机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以最终实现国泰民安,国强民富的宏伟目标。<br>     3.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高度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阐发的深刻性、全面性、系统性,是他以前的任何一篇文献所不能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篇“南方谈话”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既是他的开山之作,又是他的经典典范、收尾压轴之戏。他宏阔的视野,海纳百川的气势,是其他人难以望其背的。“‘南方谈话’是篇体系化的著作,不仅在于它所论述的内容构成了体系,比较全面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长期为他思考的问题,诸如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发展速度、发展特点、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廉正建设、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主要倾向等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涉及到了,而且在于同……相比较,是篇综合性的将其思想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体系的理论著作。”[4](P261)他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论;突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态性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性以及表明追求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性,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我党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切入点,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这些理论和思想,形成了一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用全新的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也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发展的新阶段,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事业长足发展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南和切实可靠的纲领性文献。<br>     “南方谈话”把人们从一些意想的抽象争论的困惑中解放出来,给历经磨难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为中华民族实现国强民富的宏伟大业带来了巨大希望,成为全党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真拼实干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南方谈话”以字里行间时时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真理性和震撼山河的强大威慑力,为十四大的召开,确定了主题,把握了方向。它使社会主义立于科学的现实基础之上,有乘风破浪之势,具披荆斩棘之力,勇往直前。<br>     三、针对新的形势和新的考验,为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新千年伊始,江泽民在南方考察时,及时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br>     2000年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就如何加强新时期的党建工作,首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后来他强调,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党……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带领全国人民面对新形势、接受新考验、走进新时代的重要历史时期的又一伟大理论成果。<br>     1.认清形势、把握p局、接受考验的辉煌大作<br>     当今世界正处在快速发展、迅速变化的急剧转型时期,在这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正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历史性新考验:一是国际大局变动的考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复杂多变、不可测因素甚多的条件下,我们能否抓住机遇,乘势而起,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国际大局提到我们党面前的历史性重大考验。二是国内大局发展的考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和以法治国方略的实施,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信息革命的推进,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三是党本身还面临着干部队伍整体性新老交替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前成长起来的干部和“文革”前培养出来的干部,都将陆续退下来,一大批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要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党的新一代政治家的素质、水平和形象如何,关系到党能否承担起历史赋予的崇高使命,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这些考验,说到底,就是要在二十一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江泽民在认清了当前形势、紧紧把握时代主题、勇于接受各种考验之际,为党为人民大手笔地撰写的妙言檄文,是我们建党立业的良方妙药,它的威力必将巨大无穷,收效必将不同凡响!
    2.新世纪建党立业的伟大纲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在世纪之交,根据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回顾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从根本上回答我们党如何提高自己,怎样肩负起新时期领导重任的理论指南,为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促进改革开放走向全面深入、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三个代表”在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决定我们党前途命运的问题方面,不论从其涉及问题的深度、广度、重要性、紧迫性,还是阐述问题的科学性、全面性,理论建树的独创性、敏锐性,都不亚于邓小平在找到并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为消除疑虑,开拓未来,于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所以说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代表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上又一个意义重大、关乎全局的“南方谈话”,是新世纪建党立业的伟大纲领。<br>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的新阶段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系统而深刻地阐发了“三个代表”的丰富内涵,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方向,指出了党在新世纪加强自身建设的艰巨任务和奋斗目标: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努力建设一支素质高、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坚持维护党的统一,不断增强党的活力,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努力把全体党员锻炼成坚定的共产党人,使党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建党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度。<br>     “三个代表”是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建党问题的代表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确定继续前进的目标和任务的理论指南,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行动纲领,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我们党解决新问题、树立新形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升华和深化,这为十六大的召开,建构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思路。<br>     四、为了早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并使社会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使我党永葆先进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三代领导核心在深思熟虑之后,视察区位优势突出的“南方”——最能检测我国各项政策是否科学、是否适合国情的实验场,且都收获丰硕<br>     不管是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毛泽东,还是引导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多年的邓小平,或是面对世纪之交、新问题层出不穷的江泽民,他们极为关注、考虑最多的都是:中国如何早日实现现代化,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充满生机,永葆活力;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永葆先进性,永远掌好舵。在重大历史关头或重要历史阶段,解决好上述问题就更为关键。三代领导核心都能面对现实国情、紧紧把握时代主题,多方位思考、逐环节推敲,以期探求基本国策、摸索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时,学习苏联而不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走向僵化,实行改革开放而不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转向,迎接新世纪挑战而不使共产党在中国失去执政地位……但其所思所识所为是否正确、可行,是否能代表中国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是否能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需要物质条件、社会环境、生产水平、人的因素等都相对优越的客观现实的印证和检测。而我国“南方”,由于其具有凸现的区位优势,特质的区位内涵,外引内联的区位功能,绝佳的区位环境,就责无旁贷地成为我国各项政策是否科学、是否适合国情的实验场,成为确保我国发展道路不偏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检测地。这里的“南方”一词,启蒙于毛泽东时代,始用于邓小平时代,泛用于江泽民时代,已不只是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南、清藏高原以东的纯地理学上的广大区域,而是以其局部为载体,具有特定内涵、特质属性,区位优势突出,与外联系方便,群体素质较高,发展速度很快的广东、上海、江苏等东南沿海地区。<br>     这里是我国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P372)的前沿阵地,又位处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线,最能密切关注国际市场的最新动态,及时把握国际社会的主流态势,随时了解世界科技的新近走向;与内地经济联系近便,信息、技术传递快捷,物资交流迅速,人员来往方便,因而在经济技术信息等方面成为通外接内的桥梁。这里发挥其“窗口”作用,不但可以加速全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促使全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台阶,而且能从政策等方面尽力满足人们渴切发展生产力的强烈愿望和最大要求,使人们全身心地投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br>     所以三代领导核心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关于怎样才能很好“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理性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透彻认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科学回答,都发生在具有特定内涵、特质属性的南方,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的,绝非一时的冲动、偶然的巧合。<br>     《论十大关系》、“南方谈话”、“三个代表”三篇既分别代表三代领导核心个人思想、理论建树、雄韬伟略,又能体现三代领导集体智慧结晶、非凡气度、丰功伟绩的煌煌大作,分别从经济建设、发展阶段、大力建党三个方面深刻分析、宏观把握、全局谋篇,展现出三代领导人为使中国雄居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苦心与鸿志,显示出他们治国安邦的豪情与魄力。这三篇鸿作,尽管所处时段略有不同,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各有侧重,但把握的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业的全局,在内容体系、基本思路等方面都具有一脉相承性。它们对当时时局的统领之能,对所要解决问题的透彻之析,对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昭示之力,意义都是重大的、深远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有标志性、划阶段的三大里程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宝贵财富。而区位条件齐备、区位优势突出的“南方”为三代领导核心惊世之语的道白、撼世之作的诞生、传世之策的出台,提供绝佳的区位环境条件,则是现实的使然、历史的必然。<br>
(哈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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