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党的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新世纪新时期我国面临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重要任务作出了战略部署。深入研究创新理论特别是“三个创新”理论的由来与发展，对于我们提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对于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对于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br>     一、从马克思到熊彼特<br>     一般说来，人们都把熊彼特作为创新理论的创始人，这并不错。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创新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br>     创新思想的提出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他们认为，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现在世界学术界公认，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是关于创新思想的最初阐发。此后，在马克思凝聚毕生心血写作的巨著《资本论》中，专门研究了近代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科技创新活动，在题为“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的笔记中，研究了1500年至1850年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以流体力学为代表的科学创新；研究了从手工作坊到大机器工业转变的制度创新，为创新研究首开先河。<br>     此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追寻马克思的足迹，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熊彼特是一个知识渊博、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他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他指出，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熊彼特认为，创新一般包含五方面内容：(1)生产一种新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新的供应源。(5)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使用创新这一表达来定义是将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新制度引用到经济中去的第一次尝试。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已经涉及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等方面。<br>     1942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又把创新解释为是一个“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熊彼特强调发明与创新的不同。发明是一种构思，而创新是一种实践，是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和新制度的商业化应用。熊彼特不但阐明了创新的概念，还用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他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种意义上，他也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区别于以前的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熊彼特以创新理论独辟蹊径解释资本主义，被称为是少数几个影响20世纪的经济学家，但由于他的理论和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在当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和市场取向改革的兴起，创新理论的研究才出现复兴。<br>     当代西方著名的进步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尔曾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2]熊彼特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熊彼特并不讳言，他的创新理论与马克思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指出，提出创新概念会克服传统经济理论的“一系列根本困难”，而“对这个问题的陈述同马克思的陈述更加接近。因为根据马克思，有一种内部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经济生活要与变化着的情况相适应”。[3]
    20世纪60年代以后，创新问题才逐渐引起各国政府包括产业界、科技界和经济学界的重视而得到突起和复兴。从实践上看，经历了20世纪中叶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人们普遍加深了对创新的感受和理解。在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广泛采取各种手段来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其结果，创新不论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手段，还是作为发达国家突破经济发展滞胀困境的工具，都显示了决定性的作用。从理论上看，进入5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利用传统的经济增长因素，如资本和劳动力等均无法对之做出恰当的解释，于是在人们寻求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巨大的“经济剩余”做出合理解释时，重新回到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经济发展与创新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进行考虑。<br>     此后，不少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创新理论。经合组织经济顾问克里斯托夫·弗里曼1974年出版了《工业创新经济学》，1982年出版了《失业和技术创新》。弗里曼以熊彼特的理论为基础，在把技术创新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强调技术创新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日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工业经济迅速发展而欧美的增长相对减慢这一涉及国家竞争力的基本事实后，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首次将创新看作是一种国家和政府行为。<br>     20世纪90年代中叶，经合组织在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大规模实证研究中，进一步确立了科技与经济发展、政府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认为当代创新所带来的经济飞跃，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还是制度创新的结果，是一种国家创新演变的结果。“国家创新体系是种种不同特色机构的集合，这些机构联合地和分别地推进新技术的发展和扩散，提供了政府形成和实施关于创新过程的政策框架。这是创造、储存和转移知识、技能及新技术产品的相互联系的机构所组成的系统。”由此，在国际上形成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大流派。以美国为例，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提出了科学创新报告，大力推行科学技术创新。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调整，使美国经济冲破了许多所谓的“规律”，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保持连续一百一十多个月的增长，在保持较低的失业率的同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