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思想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形成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源远流长，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老祖宗”的内在关系，分析促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观依据，搞清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源和流，有助于我们从客观必然性的高度把握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br>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来源<br>     1、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第一个政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的党纲，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加上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法兰西内战》，以及包括《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等晚年的一些重要著作，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等重大课题，从而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了“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的科学命题。<br>     首先，马、恩高度关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自从马、恩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创立其学说起，他们就对生产力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马、恩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束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资产阶级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走向，这样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老祖宗”的深刻论述是提出“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理论源头。<br>     其次，马、恩特别重视要实现两个彻底的决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特别系统地论述了“两个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如果说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主要目的在于为发展生产力解除体制和制度上的桎梏的话，那么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则属于思想文化领域或者说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马、恩这里所强调的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思想与发展先进文化或者说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一脉相承的。<br>     再次，马、恩反复申明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恩这些重要论断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江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源于马、恩对无产阶级政党不谋私利、为民谋利的性质的科学定位。<br>     2、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在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我们可以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找到更多的理论根据。一是毛泽东同志强调政党政策好坏的生产力标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的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毛泽东同志对生产力问题始终是十分关注的，在发展生产力这个重大问题上的一系列科学论述，为孕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借鉴。<br>     二是毛泽东同志倡导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进一步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所倡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高度文化”，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其发展方向实质上就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br>     三是毛泽东同志提出并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比喻成一件“伟大的工程”，并始终如一地把党的建设作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艰苦的理论著述。这些著述事实上已经蕴含着“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br>     3、邓小平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生长土壤
    就渊源关系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自然延伸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直接的生长点。<br>     其一，邓小平的政治嘱托催生了“三个代表”。198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政治嘱托中，谆谆告诫第三代领导集体，“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南巡时再次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同志的嘱托语重心长，是江总书记多年来牢记在心、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基本理论课题之后，江泽民同志顺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路，通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使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呼之欲出。<br>     其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思想启迪了“三个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转化形式，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在建党领域的具体运用。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两者是完全一致的。<br>     其三，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